你可以不写诗，但你可以诗意地生活。每个时代都需要每个时代的歌者，每一个歌者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遵从内心的召唤，在自己最好的年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李东,1975年生于纳雍龙场镇。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进入龙场中学，同年开始在《中国少年报》发表习作。中学时代曾在全国各种公开发行报刊发表习作400余篇（首），获全国校园文学大奖赛一等奖、北戴河青少年文学夏令营征文选拔赛一等奖等各类征文竞赛奖30余次，曾被评选为“雨花杯”全国优秀文学少年。同期出版有诗集《月亮的衣裳》、散文小说集《记得我们有约》、诗文集《只要太阳愿意》等。毕业后历任贵州《六盘水日报》青春特刊主编、四川省教育厅《教育导报》校园周末编辑部主任等职。现在北京从事教育出版工作。

蒋能：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始于1997年，当时我在治昆中学读初一，我二哥读初三，你的诗集《月亮的衣裳》在他们班同学之间传阅。我二哥对我说：这一个龙场中学的学生，名叫李东，诗写得很美，学生时代就出版了诗集……大家都非常羡慕！我二哥的一位同学，因为读了你的诗集，随即把名字改为“梦境”，我二哥告诉我：“梦境”一词来自李东的诗歌。

直到如今，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你的诗集《月亮的衣裳》，但是每当我遇上我二哥的这位同学——我的大师哥，我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你，以及你的诗歌。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开始诗歌创作的？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写诗？主要进行哪些题材的诗歌创作？发表、出版了哪些作品，获过哪些奖项？

李东：我的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受他的影响，我从小就比较喜欢阅读和写作，可能文学的种子这个时候就已经在心灵里种下。但严格说来，我真正喜欢上写作，并且“认真对待”写作这件事情，始于初中。这其中，既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说偶然，是因为在那个文化娱乐极为贫乏的年代，恰逢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懵懵懂懂的文学梦。初一的时候，我背着父母和同学悄悄往《中国少年报》投了一次稿。幸运的是，这首名叫《童年的幻想》的稚嫩小诗居然发表了。这对当时的我是一个鼓舞，极大刺激了我的写作热情，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说必然，是因为我中学阶段，既是中国校园文学最为绚烂的年代，也是纳雍文学最为光芒四射的一个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语文报》《儿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文学》《春笋报》《文学少年》《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等为阵地的一大批文学少年如雨后春笋，影响着众多像我一样年纪的同龄人。很多通过文学特长保送到各大名校的校园诗人，更是无数文学寻梦者的榜样。我就是这其中的一员。而且我当时就读的贵州纳雍县龙场中学，本身也有着非常浓郁的文学氛围。当时，远的有刚从纳雍走出去的陈绍陟、周西篱等全国知名诗人，近的有空空、睁眠、宋兴宇、田庆忠等纳雍本土实力诗人，身边有当时在龙场中学任教的李枝能、陈金平、曾居一、陈俊龙……那真是一个属于文学的年代，纳雍这片土地处处散发着文学的气息。身处这样一片热土，恰逢这样一个年代，爱上写作自然是个大概率事件。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和我一样深受这种氛围的感染，从此与诗歌结缘。

爱上写作之后，我的所有课余时间，几乎都泡在了方格稿纸和书堆之中，并乐此不疲。青少年时期的写作题材比较局限，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与生俱来的乡土与高原情结，二是懵懂、青涩的少年心路历程，既有许多真情实感的表达，也有不少无病呻吟的堆砌，写的数量很多，发表的比例也不少。中学阶段，曾陆陆续续在《语文报》《中国初中生报》《青年导报》《教育导报》《毕节报》《六盘水日报》《中国校园文学》《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少男少女》《文学少年》《山花》《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习作四百余篇（首），获得过贵州省“铅锌杯”诗歌大赛三等奖、“全国校园文学大奖赛”一等奖、“北戴河青少年文学夏令营征文选拔赛”一等奖等各类征文竞赛奖项三十余次，并被评选为“雨花杯”全国优秀文学少年，同期先后出版了诗集《月亮的衣裳》、散文小说集《记得我们有约》、诗文集《只要太阳愿意》。高中至大学时期，创建过黄果树全国青少年文学协会，主办《黄果树》青少年文学报（后迁至六盘水，更名为《红太阳》）在当时的全国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中有一定影响力。2000年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

蒋能：你不但写诗，还写小说、散文。我在对你访谈之前，我曾到图书馆查阅，你的作品入选《靓女生故事》《中国中学生作文年选》《少男少女抒情小说选》《拿得起放得下》《成长岁月》《校园往事》《心悸年华》《那时枫叶正红》等选本，其中一个选本名叫《告别琼瑶》。颜若水曾以《婉约清丽的少年心事》为题，对你的诗歌进行评论，她说，你是站在诗歌的天空下，言说少年愁绪，歌吟心灵孤独，背负生活的流浪和灵魂的流浪两重命运，远走他乡。你的这种婉约清丽的歌吟或轻唱，是否受到过琼瑶的影响？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作品？你认为一件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

李东：我的学生时代，对我写作影响较大的不是琼瑶三毛汪国真，而是纳雍本土诗人，如陈绍陟、西篱、空空、曾居一等。这种影响也不单纯是在文风、技法方面，更多的是一种写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他们的许多经典诗句，到现在我都一直记忆犹新。

我个人以为，好的文学作品至少应该具备“三度”——情感的温度，现实的力度，人生的态度。真正的经典，还应当再加上“时代的高度”。可惜，我的大部分习作都达不到，尤其是学生时期，大都在情感的小圈子里打转转。所以，我相对比较满意一点的是同期的部分散文和小说，如《苦夏》《灯》《最后一次射门》《就像一阵风》等，除了所谓的能打动人之外，多少具备了一些社会的温度和现实的力度。这也是我工作以后，主要从事新闻写作和纪实报道的原因之一。

蒋能：从你的文化简历来看，你1988年进入龙场中学即开始发表作品、获奖，后来又到纳雍创办文学刊物《黄果树》，到六盘水任《六盘水日报》青春特刊主编、到四川省教育厅任《教育导报·校园周末》编辑部主任等职，现在又在北京从事图书出版工作。从龙场到纳雍，到六盘水，到四川，到北京，你一直与文化打交道。现在，你如何评价你的每一个“文学阶段”？文学对你的人生产生过什么影响？

李东：如果单纯以文学创作而言，我的文学生涯自参加工作后就基本告一段落了，后期尽管还在断断续续写点东西，但既无量的突破也无质的飞跃，更多是一种自我倾诉和自我表达的需要。

如果以写作而言，到目前为止，我写东西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生时代，以文学作品为主，数量很多，但质量平平；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六盘水日报·青春特刊》和四川《教育导报》工作期间，主要以新闻报道、纪实文学为主；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2005年到北京之后，由于一直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写作也多以行业分析、市场研究、管理论文为主，这个阶段写的东西，尽管与教育和文化沾边，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了。

自我感觉，我这三个阶段的写作经历，基本是一个由虚向实、由学到用、由放到收的过程。学生时代，也许是因为年龄和阅历，很多篇章明显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诗文中大量充斥着“远方”、“忧伤”、“流浪”、“落花”、“伤痛”这样的字眼和意象，即使是对乡土和高原生活的吟唱，也比较肤浅，缺乏深入的思考和体验。一句话，这个阶段的写作，比较粗糙和浮躁。第二个阶段，由于工作关系，以新闻报道写作为主，纯文学作品写得少，而且大都以纪实散文、报告文学、特写为主。这个阶段的题材和体裁明显偏于写实，关注和思考的东西也基本都与社会、生活、教育现实有关，文风也自觉收敛、平和了许多，少了情感的宣泄和空洞的抒情。第三阶段整体数量锐减，且多为应用文体写作。讲句玩笑话，写讲稿的时候比写散文小说的时候要多。不过到了这个年纪，文学对我的意义早已经不再是写或不写、写多写少、写得好不好的问题。文学，不仅给我的生命带来了一种独特的体验，也实实在在地对我的思想、生活、就业、成长产生了无处不在的影响。我报考大学、填报院系、选择行业和职业、结交朋友、建立工作和生活圈子……无不与此关联。甚至于我工作的某些技能，我对人和事物的观察、思考和表达能力，也很大程度得益于自己的写作经历。

可以这样说，当初如果不是爱上文学，不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走这条路，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人生。这儿说不一样的人生，不是职业的优劣，无关成就的大小，也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因为喜欢文学，爱好写作，你和原来的自己不一样了，你和那些没有这种爱好、经历的人不一样了。你的人生，你的过往和将来，你的生活、工作和事业，再也与这两个字分不开了。你可能会因此而得到一些东西，也会因此而失去一些东西，但不管得到或失去，只与你有关，与文学无关。

蒋能：在我对西篱的访谈时，西篱表示，她现在还保持着写诗的习惯，在看书时，总会在书的空白处随意地写上几句，只是很少拿出来发表罢了。近年来，我们很难看到你的作品了，请问：你还在写诗吗？近年来，你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写作状态？你如何理解一个时代的诗歌或者文学精神？

李东：纯文学作品偶尔会写，但零零散散，数量不多。如果纯粹就个人创作而言，我离诗歌越来越远了，但在心灵和精神上，却始终未曾远离过。这么多年来，一直感觉自己还身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个人阅读习惯、关注话题也与原来无二，唯一的差别就是动笔少了。不管是学生时代的个人写作，后来做编辑记者时的任务写作，还是现在从事教育出版为他人做嫁衣，始终不变的是文学爱好者的身份，还有其中的那种情趣、情结和情怀。

年少时总想用诗歌去改变世界，后来发现最先被改变的是自己。我想诗歌于我，最大的价值就是塑造了一个更为丰满、细腻和深刻的自我。你可以不写诗，但你可以诗意地生活。每个时代都需要每个时代的歌者，每一个歌者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遵从内心的召唤，在自己最好的年代，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置身在舞台中央还是在人群外围，不管是在台上还是台下，亲历过、投入过、幸福过、疼痛过，足矣！

蒋能：2014年，我参与编写纳雍一中校本教材《纳雍诗文阅读与欣赏》（白山出版社），因为当时无法联系到你，没有收录你的文学作品，非常遗憾。

纳雍今年两次诗会你也没有参加，亦为遗憾。

1月21日，“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纳雍县新年诗会上，丁垂赋、空空分别对纳雍古诗词及纳雍新诗发展情况与创作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陈绍陟、王明贵、居一、颜若水、田庆中等人在会上发言。

4月21日至22日，“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在总溪河畔举行，来自贵州省内的200多名诗人参加笔会。笔会分采风活动、诗歌朗诵会、“诗乡纳雍”主题论坛、书画摄影展共四个部分组成。在“诗乡纳雍”主题论坛上，何士光以《诗意地栖息》为题，从大文化高度，对人与自然及天人合一的隐秘关系进行了精彩论述。喻子涵从纳雍文化印象、纳雍诗人概况、纳雍诗歌的内涵品质，诗乡纳雍的品牌建设共四个方面，对纳雍诗歌文化进行了综合论述。徐必常以《作为存在的纳雍新诗》为题，对纳雍新诗的启蒙，新诗平台的建设，新诗活动的举办，新诗评论的建构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赵卫峰从先辈的迁徙与驻足，文化的传播与沉淀方向，对“纳雍诗歌现象”进行了剖析。王明贵以《“纳雍诗群”的根须触吸与花果映射》为题，对“诗乡纳雍”“纳雍诗歌现象”“纳雍诗群”进行了概念辨析，以高行健、莫言、屠呦呦的启示，鲁迅的名言与歌德的划分，认真分析了从自发性到自觉性的文化内涵，希望纳雍诗人、诗歌映射西方诗学与美学的检视，勇于选择与攀登坎坷路径，进而把纳雍“区域诗歌”推向“世界文学”。睁眠、曾晓鹰、汤宇华、刘群峰、陈绍陟等人对“诗乡纳雍”的建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

你不仅是一位优秀诗人、作家，还是一位编辑，同时，你也是“纳雍诗歌现象”的参与者，你对纳雍的文学事业的印象是什么？你现在和纳雍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李东：尽管从大学时期离开纳雍，就一直生活在别处，但骨子里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雍人。对于纳雍文学，我从一个参与者、亲历者，到后来的关注者、见证者，不变的是血脉和身份，不变的是诗歌的魂、高原的根。少时身在纳雍，用诗歌抵达远方；现在身在远方，用诗歌返回故乡。只要纳雍的诗歌火种不灭，这个心灵的居所就会一直存在，我与故乡就会永远多一条情感的纽带。为此，我要向一直坚守在纳雍这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们致敬，是他们捍卫了纳雍文学的荣耀，撑起了纳雍诗歌的新高度；向那些不仅坚持创作，更为了纳雍诗歌建设做了大量基础工作、幕后工作的师长们致敬，是他们让原本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是他们让纳雍文学有了无数种可能。

纳雍诗歌不是过去时、将来时，而是现在进行时；“纳雍诗歌现象”“纳雍诗群”的形成也绝非偶然，既有内在力量的推动，也受时代大潮的影响。但是不管怎样，纳雍诗群已经充分展现了自身的不屈和坚韧，纳雍诗歌也以她强大的生命力，召唤着一代代纳雍的年轻人，生生不息，向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李东：“诗歌”应该是也一直是纳雍文化最独特和耀眼的那颗明珠。“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既顺应国家倡导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建设的大趋势，又符合纳雍自身的实际情况。当然，这种建设应充分兼顾内外。对外，应该以我为主，做足概念，统一策划，整体呈现，充分抢占这个文化制高点。对此既不能谦虚，更不能谦让。同时，主动出击，创造各种机会把“诗乡纳雍”这张名片亮出来，把这个群体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神往。对内，要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把纳雍诗歌的历史、现实、现象、影响、意义以及与此相关的人和事全方位、多角度地“归档”。在注重对外传播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内传播，甚至应该更优先。“诗乡纳雍”，首先是纳雍人的“诗乡”，应该首先让纳雍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自觉、主动向外传播。更深层次讲，诗人是纳雍的诗人，但诗歌不只是诗人的诗歌。应该让诗歌成为纳雍人的精神高地，让诗意成为纳雍人的文化生活境界。

作为个人，创作会时有断续，创作生涯也长短不一，但作为纳雍诗歌这个群体，如果引领有方，建设得当，则能实现薪火相传、高潮迭起、精彩不断。推进“诗乡纳雍”文化建设，必将进一步推动纳雍诗歌由自发向自觉、由个人向群体、由零散向有序发展。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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