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诗歌中的矛盾就是我心灵的矛盾，我的诗“不合时宜”，我也“不甚合时宜”，这是大多数诗人的命，自古皆然。

李光明，贵州纳雍人，1984年3月生。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16岁开始发表作品，在《星星》《散文诗》《贵州日报》等报刊发表诗作几百件。先后毕业于毕节师范学校和贵州省教育学院。现供职于纳雍县百兴镇人民政府。

蒋能：2003年，我放下书包，一路南下，在无数个明月之夜，当别人都熟睡之后，我睁着眼，想着家乡，想着一场朦胧的爱情，想着自己漂泊的前途和命运，我的思想像淡淡的月光，洒向了故乡的一草一木，洒向了远走的倩影，洒进了我落寞的内心深处……

2007年，我把诗集《苍凉的飞行》之后，2002年至2004年间的习作整理成诗集《失眠的春天》。命运无常，幸好诗歌相随，幸遇好人相伴。

10年之前，我特别想把《两个人的草》和《毕节师范115号房》这两首诗歌发表出来，一首关乎美妙的爱情，一首关乎珍贵的友谊。我想以发表的方式，找回生命中的“他们”。

“走进冬天  115号房的门开着/一本书  一杯热茶/三个相似的影子/展开一个寒冷的世界//想起竹子  想起/胸怀大志的高原人  想起/把食物送进嘴巴的筷子  想起/竹笋被端上餐桌/他们痛了  哭了/大雪封山//烈酒和香烟闯入/他们醉倒了  麻木了/跌进一个窄窄的世界/今夜  清风吹进115号房/月光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直挂115号房/落寞的冷窗”（《毕节师范115号房》）

走进115号房之前，你和陆刚来纳雍看我，我们一起交流，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纳雍“80后”诗歌的开始，是时，2001年。我接着去了毕节，走进毕节师范115号房，你、我、陈名，交流诗歌，三人成影，彻夜不眠。那时年轻，你崇拜海子，喝酒、写诗、追求女孩，你创下了在《毕节日报》连续一个月发表作品的“毕师奇迹”。

请你谈谈在毕节师范期间的写作或生活状态，对你此后产生过哪些影响？

李光明：日月飞逝，十五年光阴在食指和中指间弹几下就没了。少年孟浪之心荡然无存，一腔热血浇洒在生存的道途，温度是存在的，唯那鲜色渐褪。犹记昔年在毕师，懵懵然提笔作诗，写故土伤痕，写宿命悲苦，写青春情爱，甚至写些莫名的风月……一半是生之烙印使然，另一半坦诚讲，是想做诗人——少年的心中，诗人是多么荣耀的称谓！我穿着人生第一双皮鞋，皱巴巴地在洪山路的毕师校园里乱踩，自命不凡的文学少年们聚在一起，斗酒，谈诗，勾逗邻班姑娘，彻夜狂欢。文字陆续在《毕节日报》《贵州教育报》《散文诗》等发表，牛皮纸信封飞到收发室，其欣欣然状可比追下了某个心仪已久的姑娘。十多元钱的稿费到手，吆三喝四，一干轻狂小生知道就要打牙祭了，几丝肉星衬托着几盘油炒洋芋，半斤下肚，就有人想起了乡下的苦爹苦娘来，那泪眼若天然负罪一般。也有人豪言壮语：要做中国一流大诗人！胆子小点的说在贵州有点名气算了，酒量稍大的装醉，拉着诗痴丽人的小手巡荡校园所有的幽暗角落，傻傻地说着些半诗不诗的情话。这时的我，写了好多散文诗，每天像我老爹修磨子一样小锤小凿地敲，顽石渐成器用，雕琢有工，尚不懂天然与粗糙之美，其根本是书读甚少，还不知文章此等事乃无底深坑耳。这里必须提几个人，照例说些感谢的话。感谢陆刚、陈名、蒋能、雷开旭、彭华章、陈剑锋、周尧等诗兄弟，是你们让我饥肠辘辘的青春充满欢愉，感谢语文老师赵英才，是你经常免考我的语文并给予高分，我才有暇有胆写那么多无用句段，感谢《毕节师范报》喻富学老师，是你放手让我主持编辑，我才学到一些常识并多混了几块钱解决温饱。感谢《高原》彭澎，良师也，益友也，兄长也。当然还要感谢初恋周同学，是你让我不安的青春荷尔蒙变成了一本纯洁的情诗。

青春蹩脚的豪华就此散场，物我两分，人事渐迷离，今日言旧，历历在昨，温暖而可爱的毕师注定我和诗歌有一生扯不清的干系。

蒋能：你在诗集《虚度与困倦》中说，“诗”东西——其实谓之“火焰”“烈酒”“良药”。“火焰灼我，多有清醒之痛感；烈酒醉我，偶得混沌之糊涂；良药救我，常获超拔之快意。” 《虚度与困倦》收录了你2006年至今的八十多首诗歌，你说：“十年来，我在缅怀中虚度，在虚度中困倦。”十年之间，我们各奔东西，彼此不闻，十年里，你都经历了些什么？诗歌何以成为“火焰”“烈酒”“良药”？

李光明：既不避讳，也不牵强。若我良久不写诗，真有麻木之感，尽管我写的目的有时本身就是自我麻醉（陶醉？）。至于言诗若酒，因尘世之种种清醒导致种种之不安，二三言下去，自己先把自己骗了，还怕它大世界之缭乱不成？这是第二个层面的。第三层面言诗若良药，你那些郁结，不快，甚至失常的神经，在读与写中总会有些遣散，修复，矫正。十年来，我在工作生活上历经波折，一部分是造化之所致，另一部分是个性使然，目睹日多，体验日深，竟相信起命来，也或是我曾在诗句中说过的“我们的一生，时光早就规定好来去”，时光者，际遇之种种，个体应接之流程。有一天我老了，既不应悔恨，亦莫知足惬意。诗集取名《虚度与困倦》，是有海子情结，深爱他“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之句，若唐人陈子昂之“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句，是诗人大悲情之映照。有人斤斤于小情爱，有人大悲于天地。有人欢欣于朵雪之舞，亦有人狂歌于雷霆。汪国真有一席，海子、陈子昂有一席，李亚伟、伊沙、刘年有一席，曹孟德、李太白、杜子美有一席，你有一席，我有一席，世上诗人皆有一席，管他“光明的十年”还是“蒋能的一生”，虚度困倦的切莫沉沦，人喜神欢的不要幻灭。呵呵，跑题了。我的诗歌多指向农村，是我对城市不熟。我为父老乡亲画像，是我浸染他们的血汗太深。我对乡间草木痴情，是我实在太亲热它们了，起码，它们容纳了我。诗歌引领我们走向何方？要么是现实的桎梏，要么是久远的澄澈。至于说到“文化担当、责任，文学、诗歌精神”等，话题太大，我还没有实力更没有勇气站位谈论，抱歉。

蒋能：据我观察，“光明的十年”是少有发表的十年，为何？是彻底看淡了，还是创作热情冷淡？谈谈你对当下文学（诗歌）生态的看法。

李光明：发表得少，确然。基本上没投稿，除个别师友约稿外，这也确然。写得不多，每年一二十首诗的小低产，这更是不能吹牛的确然。这里我也要像你一样列提纲正面诚恳回答。

一、我没彻底看淡。谁不想大名垂宇宙？只不过我尚无那庞庞大才配庞庞大名而已。严肃的发表我很愿意鼓掌，但至今，什么叫严肃的发表呢？

二、创作热情从未冷淡，亦从未推向高潮乃至炽烈。这既是我的好状态也是短板，好状态是说我没逼自己写诗，多少有“妙手偶得之”之味；短板是说作为哪怕不是诗人，爱好者而已，亦应勤谨，多写多练，“一笼鸡一个不叫一个叫”，乾隆爷写了两万多首，还是有几首耐读的。

三、当下由于传播快捷，输入和输出都不太费力，读和写比较泛滥，写诗差不多为玩诗，连一些大刊都失去“刊格”，俯身将就若干非文非诗因素，这是不争的事实。要在这泥沙俱下的伪盛坛有点响动，出点名堂，非炒莫属。当然，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一连串效应中的某一环节，从哲学上讲，这是很正常的，毕竟，诗歌拉动不了GDP。

四、我也同样告诫自己，以后要写，要发，要看得起自己，但不要太看得起自己，更不要整天望着那甜甜的葡萄说酸。

蒋能：阅读你的诗歌，我感觉你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你应该生活在唐朝，除却尘世羁绊，饮酒喝茶，作对吟诗。

面对人间“四季”，春天来了，你说“我仿佛没有与春天相遇”；夏天来了，你说“主观上我并不承认盛夏已至”；秋天来了，你说“秋天来了，我一无所知”；冬天来了，你问“冬天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在诗歌中擅用矛盾修辞，在矛盾体的剧烈碰撞下，给人“疼痛”与“清醒”，同时也表达了你对现实的心理抵触及精神反叛。

阅读诗歌《秋天来了，我在推动与推不动之间》，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而又苍白。你能推动细小，却推不动庞大；你能推动局部，却推不动大局或时代的大潮。而在另一些诗歌，如《在一个叫黄家冲的村子细数蛙鸣》里面，你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世界恬静美好，没有任何人为雕琢，宁静致远，天人合一。

在你的内心里，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喜欢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李光明：这个问题提得太好！我也只得解开胸扣回答。我诗歌中的矛盾就是我心灵的矛盾，我的诗“不合时宜”，我也“不甚合时宜”，这是大多数诗人的命，自古皆然。我生长在农村，穷贱一草根，跟我同时代的人少有人吃过我吃过的苦，我的心脏从降生的一刻起就刻下自卑二字，长大成人时会冒些血出来。这样说吧，我发愤读书，是想当官的，是想有钱的，是想做人上人的，我也相信大多底层命运出生的人都有这种朴素的想法。可后来读了些书，写了几首破诗，便渐渐觉得这世界不可爱起来，修齐治平无望，只得妥协和解于多维的世相，虽云“宁有种乎”，但现实经常在嘲笑我们这些小诗人的单纯与无知。长久的敏感和自卑与荒诞的现实摩擦起来，自然就真的“不合时宜”了。然而我个人是率真的，善良的，柔弱的，甚至我是坦荡磊落的，“为什么我的双眼满含沙子？”是因为“我爱这真理爱得深沉”。可是“我们不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通向光明”，“就在真理之巅脚下饿死”。这几句有点胡扯了，平心而论，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譬如我对贵州某狂妄诗人的评语：“天生其怪格异禀，必予其大小祸殃，亦必补其消弭之机巧，更必赏其丑好之大名。”而今我想，夜天浩瀚，繁星闪烁，而庸人自扰的你我，又是其中哪一颗呢？

若我活在唐朝，就追李白青衫，提剑，端酒，为他说一生一世的吹捧话，路穷倒眠，血干相拥。你问我内心里美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把陶潜叫起来让他回答你。至于我喜欢过什么样的生活？有银两，有车马，有大宇，有美人，再有千斤美酒就够了，但是，但是我早已过了做梦的年纪。而今眼目下，一家老小衣食正喊得紧呢。

蒋能：空空先生说过，你的诗歌会“打人”，按我的理解，所谓“打人”就是给人“痛感”，正是蒋楠、蓝紫等人提出并推动的“疼痛诗学”。“疼痛诗学”借鉴“身心同治”的疼痛医学治疗理念，对诗人而言，对艺术创作而言，疼痛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是一种尖锐的探索，一种深奥的顿悟，一种话语救赎的印记。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自我损耗，一种生命的懈怠，一种轻度的恐惧。（蒋楠语）

由此看来，“打人”的诗歌都是“流血”的诗歌。

我一直认为，“诗歌是做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做出来的诗歌，文如其人，每一个汉字都带着诗人的良知。用另一句话来反观之，“诗歌只有真假，没有好坏”。我认为，你的诗歌是真实的。

在你看来，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诗歌？

李光明：几年前空空先生是这样说过，按我的理解，和你的理解一样，“痛感”嘛，当然，这指的是2012年以前写的几十首诗，有些痛源自母体，有些痛产生于小时的摸爬滚打，有些痛在父老纵横的皱纹里，有些痛在我成年之后浅浅的眼眶中。虽然我的文字没有丝毫的拯救作用，但我承认有一息良知在点横竖撇中喘着热气。我在诗中多次提到故乡具体的人名地名和事物，这算得上诚恳真实的写作态度。

一首好的诗歌应具备哪些条件？通俗讲，读得懂，打动人，或引起体验同感，若能呈现出玄妙的智慧更佳。用时下正能量之说，要能把人心性幽暗中那些高贵文明的灯盏点燃起来，让人向那好的去。当然形式上要算得上“诗”，否则一句“祖国我爱你的全部”就可以不用世上那么多诗人饶舌了。

我喜欢我以前写的一些诗，比如组诗《秋天之诗》《大世界，小存在》二组，字句锤炼得不如我意，但连贯的气脉中有真切情怀。现在我喜欢2017年即兴创作的《非我辞》，真是即兴，似乎已经做到了形式上的干净简单了，思想内容嘛，儒释道皆有渗透，十年过后回头，我大有把握还会喜欢，算得上自以为的代表作吧。

蒋能：你如何评价纳雍的现代诗歌生态？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在贵州处于什么位置？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你做出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纳雍现代诗歌存在哪些短板？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需要怎样的发展方向？

李光明：很不好回答这一个问题。一味唱颂歌，咱们叫井蛙夜郎，贬抑多了，叫文化不自信，甚而会得罪弟兄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个人有限的视野和浅薄的见解，我姑妄言之，大伙姑妄听之。先不扯“诗乡纳雍”的问题，就创作队伍而言，纳雍是优势的，许有近百人吧，以县区横向比较，在全国当属前列。就创作传统而言，这种自发的，持续的，原生态的传承现象值得观察家批评家研究。就创作风貌风格而言，各各有优独特，写高原雄浑的，写土地庄稼故园情怀的，写市井人生百态的，写底层悲苦命运的，写城市迷乱的，写一己之生存形态的……长句的，短句的，连贯叙述的，简炼顿挫的，讲点韵律的，纯大白话的……这种呈百花齐放之整体风貌也是一个看点。就创作实际而言，发表的数量，规格，获奖的档位人次，参加活动的层次也可以拿出来吹一吹。但与此同时，我们近百人的创作队伍真能写诗的也就三四十人，我们天然的传统缺乏凝聚力，在外没有形成整体效应，我们的创作风格迥异是大体而言，实则多数还在写故土，那几棵包谷已被写烂了，动不动就乳房啊，不少的伪抒情。创作实绩方面，除几位走得远一点的兄弟，相当一部分还没得到很好的传播，包括我。这是客气的说法，直白地讲，你在云贵川问一下，纳雍有几个诗人，这还真的不好说。我们有不少潜力诗人，但我们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这里的努力是实质性的诗艺造就。纳雍诗人群嘛，在贵州开始凸显了，但在全国尚寂寂无名。扬长避短，大家少互相吹捧，多把自己的作品置身全国范围考量，诚心正意写作，或许即可。说到发展方向，一句话，写诗是自己的事，但“诗乡纳雍”是大家的事。

蒋能：你认为纳雍有哪些代表性诗人？你将他们列为代表性诗人的理由是什么？

李光明：这更是一个磨脑筋的问题。既问之，则答之，一己之见，起不了微澜。

陈绍陟，一本《生命的痛处》把太阳都写出血来，八几年参加“青春诗会”，当时走在了全国诗人之列。

空空，三十年热血献与诗歌，坚守与赤诚全国一流，文本贵州一流，少喧哗，人淡如菊。

居一，放浪于年轻时节不叫放浪，今日之居一亦饮大酒，写佛诗，似不争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睁眠，早年把骨头点燃诗歌之火焰，而今读来仍动人心。饮酒豪直，淡然处事，如沐春风。

王家洋，十五年前办《大开发》诗刊，开发了一批诗人，也开发了自己。而今掌控《当代教育》，多推纳雍诗人诗作。有诗人之相，有诗人之心。

王庆，散文诗独树一帜，早已诗名在外，谁说我纳雍无散文诗人。

徐源，获奖，发表，活动，他在全国；谦虚，勤奋，低调，他是榜样。

朱永富，近年来诗艺大跃进，从量变到质变的飞升。小短句中有智慧，外界多有关注。

蒋能，唉呀，太熟了，不好下吹捧之言。为纳雍诗歌做了积极贡献。为人真诚，可以代表了吧？

左安军，绝对的九〇后代表，文本，诗论，态度皆可圈可点，关键是有股新气，似无俗气。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李光明：这是块好牌子。这并不是因为我写诗才出此言，你想，全国茶乡煤乡等多去了，唯独这诗乡不是哪里都可以叫的，但是单是我们这样叫不行，要外乡人叫起才有体面。要能把牌子名正言顺地挂在自家大门前才可扬眉吐气，那么怎样才能早日叫响呢？

一、要纳雍官方重视。绥阳诗乡叫得那么响，是与行政推动不无关系的。多举办活动，出台一些激励机制，鼓励创作，关键是要多引导传播。

二、要纳雍诗人们练好内功的同时练好外功。写得好，还要吹得好。

三、做个诗人没什么了不起，会写诗也很平常，但若营造出写诗是雅事的氛围，而不是什么迂酸作为，恐怕这薪火相传之事业必得发展并呈欣欣向荣之景，若果，真的就水到渠成地可以叫“诗乡”了。恨不得连三尺童孩都出口成诗了，这还不叫诗乡吗？当然，这有赖于文化和教育部门的主导推动。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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