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彰显的是一种中庸的人文精神，一直以来，我就是在用“中庸”给自己“疗伤”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止痛良药。

汪常，贵州省纳雍县穿青人，90后诗歌爱好者。作品散见《中华诗词》《星星》《散文诗世界》等。获第三届贵州省大学生中华诗词创作大赛一等奖、第三届《当代教育》贵州省大学生征文三等奖。现为纳雍县诗词楹联学会会员、贵阳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中国格律体新诗创作研究会会员、《格律体新诗》编委、《短歌行》诗刊主编。

蒋能：2014年10月14日，《贵州都市报》以《古典诗词：江河万古流》为题，对贵州古典诗词发展现状进行扫描，用两个整版发表记者对赵西林、罗庆芳、吴若海和你的采访文章，受访者年龄跨度60余年。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长赵西林、副会长罗庆芳谈到古典诗词“老龄化”“边缘化”及“传承断代”问题，吴若海则一心想写时代大作，对古典诗词创作充满信心。

记者以《90后汪常：陶醉于古典诗词》为题对你进行专访。文章说，你对古典诗词产生兴趣，得益于中学时代一次校园古典诗词讲座，从此一发不收，一直奔跑在这条路上。毋庸置疑，你现在已成为“格律体新诗年轻诗人的佼佼者”（万龙生《汪常——格律体新诗年轻诗人的佼佼者》），作品发表于《中华诗词》《诗词世界》等刊物，荣获第三届贵州省大学生中华诗词创作大赛一等奖等奖项，任《格律体新诗》编委等职务。你在古典诗词领域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你“作为格律体新诗阵营里年轻一辈的代表出场，彰显了格律体新诗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万龙生《<汪常格律体新诗选>的形式分析》）。

动物界有种“印随现象”，通常指一些动物在出生时，把睁眼瞬间所看到的动物认作自己的母亲，即“睁开眼睛便认娘”。人也不例外，特别是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身边的一事一物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一生成长。现在看来，你如果评价中学时期那次古典诗词讲座？对你的人生产生过什么影响？在学校初高中阶段，此类讲座是否可以延伸至小说、新诗、散文写作，乃至音乐、美术及其他文艺样式？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

汪常：谢谢你挖出我的这些往事，好多我都快淡忘了。作为一名90后，我记忆力是很差的，尤其是近年来经历一些转折，更让我无心于自己过去的小小“成绩”，除了还保留一颗诗心外，差不多都忘掉了。这段时间里，我静下心来，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才使自己不那么累。也许就是这段时间的“冷却”，突然反观以前的自己，有了不同的视觉：第一，我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诗人，顶多算个诗歌爱好者；第二，以前的“成绩”也算不上成绩，以前的努力也太过微弱；第三，承接之前两点，我觉得自己太浅薄了。我想，或许站在这个角度去回答你的问题，才会不感到惶恐不安。

诗词讲座是高二的事。毫无疑问，这次讲座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到现在都是。学生时代是我们吸收能量的最佳时期，尤其是初高中阶段，所以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纳雍一中，很感谢主讲老师丁垂赋和杨德俊。我对古典诗词产生兴趣并不是因为这次讲座，相反，我是因为对古典诗词感兴趣才好好听了这次讲座，讲座内容涉及诗词创作基本知识，包括押韵、平仄、对仗等格律要点，以及篇章结构、表现手法、修辞技巧和鉴赏方式等，还讲了对联知识。对于热衷古典诗词的我，短时间之内能够获取这些能量，感觉是在享受文化“大餐”。于我而言，如果不是这次讲座，恐怕我对古典诗词的热情早就消退了。试想一下，人们在学习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却久久不得其法，坚持到底的能有多少？因此，在中学阶段开展一些类似的讲座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讲座能够稳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认知，而不至于飘飘荡荡，甚至还荡然无存了。同样的道理，从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他文艺样式的讲座，只要适于学生的接受能力，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就谈谈这次讲座对我的影响吧。听讲座其实是一件很费力的事，讲到后面就忘了前面，我记不住那么多。好在当时发了讲义，我用了一个星期的课余时间，结合讲义逐项研究，拟出很多疑惑写信向丁垂赋老师请教，他逐一进行了解答。在后来的创作中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也都是丁垂赋老师帮忙引导的，他给过我很多建议和意见，让我获益匪浅。我后来加入了纳雍县诗词楹联学会，主要原因有二：热爱诗词、为丁垂赋老师分忧。丁老师是学会会长，在长时间的交流中，我知道学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人手，而学会老师们苦于工作繁忙，常常无法顾及，很多事是丁垂赋老师一人承担，很不容易。为丁老师分忧，为学会分忧，勉强算是我对丁老师的回报吧。至于后来没帮上忙，反而给学会添加了很多麻烦，却是始料未及的。

到目前为止，我曾反反复复地窃喜于自己能够将一些小小的灵感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又反反复复地认识到这些表达的稚嫩。我不断地结识这一路的良师益友，与他们喝酒、聊诗歌，向他们学习。不断在情绪低落的时候用诗歌化解心中的积怨，在失恋落泪的时候用诗歌削弱内心的疼痛，在对这个世界充满失望的时候是诗歌作为力量支撑我持续走下去——作为90后，我不否认与别人不同，我内心的负能量太多，涉世未深却饱含沧桑，唯一正能量是诗歌，也或许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吧。我诗歌中的一切赞美，都是在激励自己去寻找世间的美，都是在矫正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也反对假丑恶，我也喜欢真善美。

中国古典诗词彰显的是一种中庸的人文精神，一直以来，我就是在用“中庸”给自己“疗伤”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止痛良药。

蒋能：谈及古典诗词的“边缘化”问题，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之势，中国新诗也遭受了同等命运。但我们不难发现其作者年龄分布，古典诗词呈“老龄化”，中国新诗呈“青年化”，这是两个极端。即便是网络时代的到来，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依然十分糟糕。然而，中国新诗在网络的传播下，却呈现得异常繁荣，同时也泥沙俱下，于是，“新诗”与“古诗”之间经常出现了拉人站队，互相抵触，甚至谩骂攻击，这是一种十分堕落的文化自损！

我认为，不管是“新诗”还是“古诗”，在新的语言背景下，我们都要多去思考其传播方式，交流方法，以及时代任务，并做出大量实践，才会推动自身的发展。

你作为新一代“古典诗词”诗人，你如何看待当下“古典诗词”的传播方式，交流方法，以及时代任务？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下“古典诗词”面临的诸多尴尬问题？

汪常：这个问题作为探讨，我说下自己的看法。新文化运动之后，古典诗词与新诗作为两条平行线，一直在延伸着。导致边缘化的恐怕是快节奏的时代发展，是多元文化生活方式的交融与更替。一方面诗歌跟不上时代步伐了，写诗的人不能及时把握时代的脉搏，一首诗歌完成的时候，时代已经进入另一个时间轨道，诗歌与现实与理想都不能按时对接，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们也没有时间关注诗歌了。试想一个整天沉迷游戏之中的人，怎么会有时间去读诗歌，一个忙碌于家庭和工作的人，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趣。在古代，你可以做陶渊明，“种豆南山下”是没问题的，但今天不行，柴米油盐可以耗尽一生的积蓄，光种豆连自己都养不活，何况还要考虑一家子人。这种情况下，就算是有点空闲时间，又有多少人能有心思去欣赏欣赏一两首诗歌呢？时代是向前发展了，却是以人们身上越来越重的压力为代价，而这种压力正渐渐超过精神的承重。所以边缘化也就在所难免，如何化解这个问题，还有待时间去考究。

至于谈到诗歌在网络环境中的繁荣程度，我认为古典诗词与新诗是不相上下的，但却不是异常繁荣，随便两句顺口溜或者大白话稍微断下句子分下行，就是人们所谓的“诗歌”了，这样的繁荣状态都是诗歌发展的假象。大家都说诗歌在繁荣，但是当下诗歌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又都不了解。单说古典诗词，或是单说新诗，都代表不了“诗歌”两个字，古典诗词群体不接受新诗，新诗群体也在反对古典诗词，相互都不了解，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看对方不顺眼，这跟以貌取人有什么区别。甚至为了拉人站队而相互抵触甚至谩骂，这是多么的无知肤浅。

古典诗词确实有老龄化问题，主要因为传播的断代性。以前，古典诗词是作为绝学，是不外传的，就是说人们靠这门绝学吃饭。在这种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一棍子盲目打死，一定程度阻碍了传播。然而古典诗词并未从此绝迹，据相关资料显示，近百年来其创作是远超唐宋的，人们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自由”二字的缘故，有意无意自动将其屏蔽了。与此同时，诗歌知识的传播从以旧塾教育方式为主，一下子转变为以报刊媒体为主，大众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得容易起来，但报刊媒体拒绝古典诗词，其编辑基本不懂古典诗词。基于这个缘故，古典诗词的发展基本没有进入大众眼帘，造成古典诗词“一去不复返”的假象。正是因为传播的力量薄弱，老龄化才显得比较突出，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华诗词学会带动的“诗词进校园”工程，才稍微改变了这种现状。

如前所述，掌握话语权的报刊媒体基本不懂古典诗词，传播是很有困难的。我们来看一个现实问题：在全国，基本每一个县都有诗词组织，而诗词组织属于民间团体，是没有经费来源的，虽然每一个诗词组织都办有诗词刊物，但相比之下，一个县级机关事业单位主办的报刊发表作品是有稿酬的，还可以带来一些无形的好处，你会选择投哪一个刊物？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主动靠近编辑的口味，从而转变创作风格。最基本的，投散文刊物你不可能用诗歌作品，投诗歌刊物你不可能用小说，你要是这样做，那么恭喜你，永远也不可能发表。古典诗词所面临的正是这种尴尬境地。

虽是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古典诗词还是比较活跃的，每一种诗歌主体都在网络里面占据着属于自己的阵地，只不过古典诗词阵地不了解新诗阵地，新诗阵地不了解古典诗词阵地，如同两个人见了面却不认识，如此而已。自媒体时代下，古典诗词的传播也有了新的进展，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等传统文化节目也在全国掀起一定程度的诗词热潮，2017年1月份，中央办公厅一份关于传统文化工程的实施意见以文件形式下发，专门提到传统诗词的发展问题，这些都预示着古典诗词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更加活跃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掌握了古典诗词的入门知识，正渐渐缓解老龄化的现状。队伍虽不如新诗那样庞大，虽然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相信假以时日会迎来可喜局面。

关于古典诗词的交流方式，个人认为是比较多的。学术性研讨和刊物交流比较正式，创作鉴赏方面的讲座在学校里面也经常开展，诗人之间的酬唱赠答更是常见。很多诗词学会还流传着古代的诗词练笔方式，比如抽韵、拈韵、分韵等，这些方式在新诗中是见不到的。除此之外，古典诗词作者聚在一起烹茶煮酒、登高揽月、吟唱赋诗等，也是真正的闲情雅趣了，新诗作者聚在一起虽也颇具风味，绝达不到这样的诗兴高度。

至于古典诗词的时代任务，跟这个时代的性质有关。古人说“诗无邪”“诗歌合为事而作”，数千年的中华传统诗词文明已然根植于国人基因，我们在反复学习反复阅读的时候，总能发现一首诗作为时代的印记，侧面记录着时代的发展情形，古典诗词确然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今天，一个和平的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多元文化的开放与融合，持续更新换代的生活节奏与越来越烦躁焦灼的人心，要求诗词创作更加开阔、更加包容、更加贴近大众、更加深入人心，不仅要关怀宇宙，还要感知微观世界，不仅要安稳人心，还要紧跟时代步伐。总之，任重道远。

蒋能：你不但写古诗，还写新诗，你更喜欢哪种创作？新诗和古诗各有哪些优点？

汪常：两种都是喜欢的。我们现在习惯把“古诗”称为传统诗词，传统诗词又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词曲等，这个称呼能够把今人所写的诗词作品与古诗区别开来，因为今天的人写的是还叫作古诗是一件很别扭的事。个人观点，传统诗词与新诗所适宜的创作心境不同，是写传统诗词还是写新诗主要看所写题材的类型与创作时的心境。

传统诗词常常需要炼词炼字，用有限笔墨勾勒宏观景象，不能多字，也不能少字，还要注重声调韵律，这对于锻炼思维及语言运用能力是很有帮助的。再者，古典诗词是用意象构建意境，追求的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要坚持长期创作传统诗词，就得保持积累知识，尤其是传统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多体验生活，从生活中发现并提炼新的素材。

新诗不一样，新诗可以自由发挥。一句话不同的断句方式，能够营造出不同的语感空间，结合各种表现手法，形成程度不同的张力，拉出一定的想象空间。写新诗也需要感悟生活，也需要大量的阅读，但对知识的积累要求不是很高，追求深度的发掘，追求抽象的合理构建。

相较之下，传统诗词包含的诗趣比新诗多，新诗的创作方式比传统诗词自由。一个以文言文为语言载体，用韵律辅助主题的表现，一个以白话文为语言载体，通篇都是想象空间。

蒋能：你在贵州民族大学读书期间，担任校园文学社团“黔风”文学社负责人，还创办诗歌民刊《短歌行》，请你具体介绍一下。

汪常：黔风文学社是我在大学期间接触文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大学四年中有三年担任黔风负责人，可以说主要的精力也在这了。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的交流活动，如采风、座谈、茶话会、文学沙龙等，每年四月份樱花怒放时，还在樱花树下举办露天文学活动，现在已成为黔风一个品牌活动——樱花诗会。除了这些，每年参与组织书籍报刊的印行，组织审稿、排版、印刷、发布等，说实话，还是锻炼学到了不少东西。同时还与其他高校文学组织建立良好关系，拓宽交流范围，增强社团影响力。在作品发表方面，积极与各校外报刊媒体建立联系，推荐社员作品集体发表、参赛，获得过不少成就。

黔风文学社里面写新诗的朋友比较多，散文、小说等就很少，传统诗词更不消说。参照于社团情形与当下诗歌现状，2013年年初，我与彭右平、宋波等几位社团诗友商议过后，决定创办一个刊物《短歌行》诗刊。刊物宗旨确定为传承、包容、求新，容量上传统诗词与新诗各占一半，不偏不倚并行发展。传统诗词部分包含近体诗、词、曲等，新诗部分包含格律体新诗、自由诗、微型诗等，还单独开辟版块发展校园诗歌，加大对新人的发掘力度。刊物共辟“指针”“诗词雅韵”“青云梯”“新月短章”“自由诗页”“三叶草”“品诗台”“社团诗展”等栏目。创刊之际，即得到诗家、诗论家、翻译家、教授等多个领域友人支持，纷纷发来寄语和贺信，他们分别是秦应康、谭旭东、毛翰、万龙生、余小曲、南鸥、诗小川、郭思思、黄必泉、苗雨时、邓红、珂雪石、王家洋、任雨玲、黄中模、万裕屏、苏菲等，在大家的鼓励下，刊物于当年6月顺利印行，到目前为止已出刊5期。得到社会人士一致好评，诗友们纷纷来信分享阅读体验，还有专门撰文对刊物进行长篇评价的。现在刊物负责人都已经毕业，分散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谋生，以各自的热情服务家乡，但仍然保持一颗纯净的诗心。虽然远隔千里万里，在这个网络通畅的年代里，我们保持交流，坚决将刊物发展下去。

蒋能：你眼中的“民大现象”是什么样子？你受到“民大现象”哪些影响？

汪常：民大现象有几个，比如传媒现象、美术现象等，文学现象是其中之一。贵州文学的民大现象主要是指民大在当下贵州文学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即是说贵州文学创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民大走出去的，尤其是诗歌创作。时间跨度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将近四十年左右。其中，王家鸿、喻子涵、龙潜等先后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何立高获文化部“群星奖”，徐成淼、龙潜、何立高、魏荣钊、赵卫峰等先后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潘年英获“庄重文文学奖”，空空被评为贵州省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大影响力诗人之一，若非获贵州省首届尹珍诗歌奖等，这个群体都是长期坚持在创作阵线上的。民大校园文学中，学生文学创作比较活跃，以黔风文学社为主要阵地的文学创作者，也有不少斩获省级以上文学奖项的，部分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大学生诗歌夏令营等文学交流活动，部分录取为鲁迅文学院学员。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民大文学现象，在民大校园文学的传承中，不少是走出去的影响走进来的，有成就的影响崭露头角的。但要问我是否受到过“民大现象”的影响，我的答案是：否。我所接触的文学体裁中，有诗歌，有散文，有散文诗，而创作最多的诗歌中，有传统诗词，有格律体新诗，有自由诗，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创作者，他们不写传统诗词，也不写格律体新诗，我的自由诗也不是来自他们的风格。如果非要说有影响，我觉得唯独散文诗是从喻子涵的作品中吸收了一些能量，因是走马观花地学，大致也学成四不像了。在民大，像我这样没被影响的不在少数，所以并不奇怪。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影响别人的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也或许永远不会有人记得住我们的名字，我不去在意这些。

蒋能：诗歌（包括新诗和古诗，以下相同）给予过你哪些力量？让你失去过什么？你如何看待追求诗歌而产生的得与失？对于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时代，你如何看待“诗歌精神”或者“文学精神”？

汪常：前面提到过，是诗歌让我走到现在。曾经有一段时间失去了这世间的一切力量，诗歌是我的救命稻草，虽然写不好，写诗歌也不能换取温饱，但因为诗歌，我知道这世间还有属于我的净土，才毅然走了下来。想想那时的自己，真的太脆弱，还好有诗。恩师万龙生常说“爱诗的人是有福的”，我深以为然。就是因为喜爱诗歌，家里人曾与我吵架，很多时候我的诗歌是背对着他们完成的，他们无法走进我的内心世界，我只好避而远之。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诗歌，我在这世间的一切苦与痛都会轻飘飘起来。

诗歌里面也有江湖，但我涉世未深，尚且感觉不到因为诗歌而失去什么。倒是有些人傻乎乎地因为诗歌而离开人世，我是傻乎乎地因为诗歌而存活下来。现在看来，什么事都归因于诗歌是不恰当的，好与坏，个人素质才最重要。而我们之于诗歌，只不过是爱好与不爱好，是表达的深与浅、艺术水准的高与下而已。

要让一个好赌的人戒赌，与让一个吸毒的人戒毒一样困难，他是全身心都投入进去了，身体机能与心理作用使然，谁都控制不住，爱好诗歌的人又何尝不是呢。但诗歌至少是具有正能量的，并且诗歌所具备的能量不可估量，诗歌创作者通过作品影响自己或者他人，几千年来无不如此。人们创作诗歌，以成不同风格流派，或浪漫或现实，或豪放或婉约，或奇崛险怪或沉郁顿挫，无论哪一种形式，诗歌都是人们思想的载体，通过诗歌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第二种形式交流。如若不是这样，鲁迅何必弃医从文。

这大概算是诗歌精神的一个方面吧，是个人的精神，也是集体的民族的精神。具体到作品中，诗歌精神是赞美、是歌颂，是批判、是揭露，是提升精神素养，是激浊扬清，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更是王国维的诗学三境界。之前提到，中国诗歌经过几千年的沉淀，以中庸的人文精神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优良基因代代相传下来了，这恐怕是诗歌对世人最大的影响。

蒋能：你一般在什么状态下写诗？主要进行哪些题材的诗歌创作？发表了哪些作品？获过哪些奖项？参加过哪些重大文学活动？

汪常：安静的时候是最合适写诗的。什么时候最安静呢，欧阳修说是枕上厕上马上，换成我的话就是躺床上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乘车的时候。想想当下，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欧阳修的这句话仍然还是适宜的。安静下来容易思考问题，也方便构思，写起来自然轻松得多。我喜欢山水花草、田园风光类题材，揭露批判类也有涉及。

平时很少投稿，也很少参加活动。发表有十四韵类似题材诗词作品，散文诗有《溪山春事》等；曾荣获贵州省第三届大学生传统诗词创作大赛一等奖等；曾应邀参加贵州省首届诗歌节、第三届中华校园诗歌节等文学活动。

蒋能：在你看来，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请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些诗歌？

汪常：一首好的诗歌，其第一条件应是符合作为诗歌的基本要求；第二才是真挚的思想感情，即主题思想；第三是境界问题，即深度；第四是字句搭配，即语言文字的作用。

为什么把主题思想放在第二位呢？人们往往会忽略最基本的问题，作为诗歌的文本要求，首先得先是诗歌，才有讨论优劣的资格。或许一件作品是好作品，但它若不是诗歌，就决不能说是好的诗歌，这是基本的。所以一首好诗的第一条件应该是有诗的语言，有诗的味道，譬如诗词作品就应该首先具备和谐的声调和音韵。

第二个是思想感情。思想感情是所有艺术作品的重中之重，不只是诗歌，没有思想一切都是空谈，这个不必多说。第三个是境界。境界是胸襟问题，是通过字句和篇章结构营造的想象空间及张力弹性，有境界便是有深度，这样的作品才能引起共鸣。第四是字词搭配。传统诗词需要炼词炼字，新诗需要调节句子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多余的文字，整件作品都应该是纯粹的情感流露，而不拖泥带水。

到现在为止，我自己的诗歌都不满意，勉强选几首算是过得去的，仅供批评指正：

登山

莫问风光在哪端，凭足只管向层峦。

待觉冷冷风高处，览尽来时无数山。

题万峰林

姑娘未嫁在深闺，爱剪薄云做帐帷。

来向君前只一笑，万千姿态上蛾眉。

听风

管是松涛或浪涛，心潮澎湃似狂潮。

胸怀与海一般大，人共山峰两样高。

观金蟾大山云海

料尔金蟾山上云，应能置我百千斤？

三层叠缎织成被，一朵撕来作枕芯。

初春

知是春心荡碧霞，谁人来过未觉察。

悄悄不是春风意，已遣山花唤翠芽。

蒋能：你如何评价纳雍的诗歌生态？你认为纳雍诗歌在贵州处于什么位置？在全国处于什么位置？做出判断的理由是什么？你认为纳雍诗歌存在哪些短板？应该如何扬长避短？需要怎样的发展方向？

汪常：纳雍在省内有“诗乡纳雍”“纳雍诗风”的美誉，在学术界被定性为“黔西北诗歌的纳雍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诗人数量庞大。所谓庞大，是有相对性的，参照省内其他区县地区，纳雍的诗人确实很多。除了诗人数量，喜欢写诗的诗歌爱好者数量也很庞大，细算来怕也有数百人之多，这在省内是罕见的。而在体裁方面，传统诗词与新诗竟然并行发展，且都为外界所称赞，这在省内来说就鲜见了。

但最罕见的怕不是数量，而是绝大多数创作者都是自发性的，所谓自发性即是指除了出于对诗歌的喜爱之外，不受他人影响而进行的自发性创作。人们喜欢将一个地方的诗歌现象归结到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上去，并称之为“诗歌传统”，纳雍诗歌的自发性创作便是没有“诗歌传统”，换句话说，人们不约而同的都在写诗，甚至有些人自行写诗数年，仍然不知道身边还有其他诗歌创作者。因此，要评价纳雍诗歌最好是将这些创作者分开单独评价，这将会是一个巨大工程。

因此，完全可以说纳雍诗歌在贵州省内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至于是不是更重要，这要留给时间去回答了。而在全国范围来看，却又是微不足道的，纳雍诗歌并不能影响全国，更谈不上影响时代，顶多影响本土诗歌现状。因为当下的纳雍诗歌多停留在自我创作阶段，还不够包容大气。要改变这个现状，须得改变创作者的心境，胸襟大自然能写出大作品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空空曾经说过的“坚守与虔诚”，惟其如此，纳雍诗歌才能永葆青春。

蒋能：你认为纳雍有哪些代表性诗人？你将他们列为代表性诗人的理由是什么？

汪常：在我心目中，传统诗词方面的代表性诗人有丁垂赋、宋剑、彭俊枫、龙海、蒙益、宋波等，因为他们，才有“纳雍诗风”的雅号。他们的作品，浅显易懂，平白如话，富有诗趣。题材内容上，除了山水花鸟、田园风光外，主要还是关注底层，关注底层的喜怒哀乐及苦痛，同时批判讽刺当代人歪风邪气的奢侈生活。

新诗方面的代表性诗人有陈绍陟、空空、徐源、朱永富、罗龙、左安军等，这群人一直在构建“诗乡纳雍”的宏图。他们的作品关注人性和自我，关注民族情结，有的题材宏大却深入人心，有的入微细致而又描绘世界最真实的一面，有的虽无韵味但诗意浓厚，给人以美的享受，有的意象抽象又构造巧妙。

蒋能：你对“诗乡纳雍”文化建设有何看法和建议？

汪常：好的方面。创作者广泛，囊括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零零后也有崭露头角的趋势；题材广泛，天上地下，过去未来，小情绪大关怀，皆有涉及；体裁并行，有的写新诗，有的写传统诗词，有的两者都写，有的同时还写散文和小说；影响方面，空空被评为贵州省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大影响力诗人之一，徐源等曾参与诗刊社青春诗会，蒋能等曾获得尹珍诗歌奖，丁垂赋、徐源等数人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国家级文学组织。

不足之处。文化自信薄弱，纳雍历来贫瘠，山路崎岖，交通闭塞，落后的发展造成底气不足；未形成常态化，很多诗歌创作者在进入社会或是经历变故之后，就没有保持创作了；包容性不够，换句话说自我意识太强，气度小，缺少团体意识，容易导致文人相轻，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对格局的影响，这种现象在当下诗歌界是普遍存在的，不独纳雍；缺乏工匠精神，部分创作者有“玩玩而已”的态度，作品的完成缺乏精雕细琢，不够凝练，显得浅显与直白；缺乏发展意识，影响力不够，纳雍诗歌希望外界关注，但主动性不强，观望模式是最大的障碍；扶持力度欠缺，纳雍需要全面发展，不仅仅在文化上，各种建设都需要资金投入，而财政实际上是跟不上的，算是有心无力，“软硬件设施”不配套，直接导致对新人的发现、培养和扶持上无法重视起来……

相关建议：一是营造良好创作氛围。结合纳雍历史文化旅游发展实际，举办相关诗歌活动，或者举办诗歌讲座、沙龙等，带动诗歌风气。二是深入体验民族文化。通过对各乡镇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引导创作者将民族元素引入诗歌，强化诗歌创作的独特性和地域性。三是强调工匠精神。需要端正态度，虔诚地对待诗歌，对每个字进行敲打，精益求精。四是形成教育常态。融入到学校教育中去，将课堂教育诗化，形成学校教育诗歌氛围，发现和培养诗歌新人。五是加大诗歌文化扶持。可采取对口扶持方式，结合文化扶贫理念，对热爱诗歌的学生（包括大学生），给予专业式的专门辅导，支持佳作出版推广。设立诗歌奖项，奖励对纳雍诗歌发展的成就者和推动者，营造诗乡氛围。六是加强学术理论研讨。通过学术性研讨，发现纳雍诗歌发展的优点和缺点，及时提出对策。通过诗歌文化研究，形成理论支撑，知行合一，推动纳雍诗歌稳固向前发展。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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