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我的一只爱犬，它对我永远忠诚。诗歌也是我的另一个孩子，我必须养活他。

蒋能，80后，贵州纳雍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诗人协会理事，诗歌民刊《一首诗》主编。曾任贵州民族报《民族文学周刊》编辑、记者，当代贵州《少年与法》杂志编辑部主任。参与编写纳雍县高中语文校本教材《纳雍诗文阅读与欣赏》，参与策划“首届贵州诗歌节”等活动。出版诗集《错枝》（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8月）、《大坪箐》（北京日报出版社，2015年12月）、《花们》（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2015年获第二届尹珍诗歌奖。

近日，看见蒋能做的民刊《一首诗》甚是精美，禁不住感叹蒋能的坚持与疯狂。很多人做民刊都在圈粉敛财，蒋能做《一首诗》不仅不收钱，还认真把样刊寄到每一位作者手中，甚至寄到香港、澳门、台湾，美国、韩国、日本……

张志：这一期《一首诗》拿在手里，我感觉到了品味与高贵。三份诗歌活页，一个记事本，一份塑胶卡套，用绳子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加上一个皮质封面，像一个手拿包，精美大方，耐品实用。请问你在设计方面是怎么思考的？

蒋能：“内容精品化，制作礼品化”是这一期（第七期）的基本定位。

首先，内容精品化是《一首诗》一贯坚持的原则，因为这一坚持，我还得罪过不少诗人朋友。记得曾经有一位朋友向我投稿，没有选中，他就在其他朋友圈里放下狠话：“你《一首诗》不就一个民刊嘛，还搞得那么认真？我好歹也是××作协会员，《诗刊》《星星》……我都发表过……”

我很无语！其实，我很想对他说，民刊也是刊嘛，它也有自己的一套选稿标准！退一步说，我自掏腰包办刊，当然我说了算数。再退一步说，既然是民间刊物，它就是小众化的东西，说白了，《一首诗》就是小众行为，民间行为，个人行为，你一个××作协会员还把它看在眼里？！

其次，制作礼品化也是《一首诗》一直努力的方向，但考虑到制作经费的压力，一直未尝如愿。第七期算是一次尝试，也是一次突破。

第七期礼品化的设计制作源于一件事情。2017年6月9日，广东省诗歌创作高级研修班开班，80多名广东女诗人齐聚东莞。杨克、叶延滨、于坚、罗振亚、王小妮等诗坛大腕到场授课，作为活动具体负责人，郑小琼整合了《作品》《青年文艺报》《东莞时报》等40多家媒体对学员作品进行整体推出发表，《一首诗》也在整合之列。因为这次参加学习的人多数都是我的老朋友，又全部是女诗人，我就想，干脆把诗刊弄得精美一些，作为一份礼物，送给自己的朋友吧，于此，就有了现在的《一首诗》第七期。

张志：你的《一首诗》是从哪年开始做的，出于什么原因，已经做了多少期，征稿时间如何安排，有什么选稿要求？

蒋能：《一首诗》2011年9月创刊，创刊地点是我的老家左鸠戛乡。

新千年伊始，那是一个诗歌逐步萎缩的年份，众诗人“放下诗歌和火把，纷纷卷入”市场经济大潮，而在网络上，各类诗歌论坛却风生水起，热闹非凡，异常繁荣的诗歌镜像引入了太多的迷惑与浮躁。我的老家纳雍，老一辈诗人如空空、笪亚平、罗俊荣等呈现出蛰伏，隐忍的潜性写作状态，而80后诗人陆刚、李光明、徐源、彭华章等却锋芒毕露，活跃于全国网络诗歌平台，纳雍诗歌经历着由隐忍到喷发的突变。

网络影响了纳雍的诗写，并且逐渐改变了“诗乡纳雍”的格局，纳雍急需要一个诗歌平台，团结、带领、陪护纳雍诗人的成长和壮大。

2011年7月，我在徐源的新浪博客上看到“诗乡纳雍”的链接，点击进去，论坛里面出现好多熟悉的纳雍诗人，我异常兴奋，禁不住感叹久负盛名的“诗乡纳雍”，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我当即拨通网站预留的电话，找到网站负责人，把我预谋已久，想创办一份诗刊的想法和他商量，他随即答应在网站上为我开设“一首诗”栏目。

关注纳雍，面向全国，《一首诗》设“一个人”“一群人”“一首诗”三个栏目，“一群人”“一首诗”两个栏目每人只发表一首诗歌，“一个人”栏目则发表一人多首，以此形成《一首诗》独特的编选风格。

初定位为“诗乡纳雍”的“窗口性”诗刊，《一首诗》创刊号于2011年9月出刊，“一群人”推出“纳雍青年诗人诗选”35人作品，“一个人”推出“李光明诗选”，封二刊登空空照片及简介；第二期于2012年2月出刊，“一个人”推出“徐源诗选”，居一成为封面人物；第三期2013年3月出刊，“一个人”推出“漠血诗选”；第五期2015年1月出刊，“一个人”推出“紫琪诗选”，以上是《一首诗》为“诗乡纳雍”做出的一小点贡献。

从第四期开始，《一首诗》的关注范围逐渐由纳雍面向全国，全国征稿，不定期出刊。“一个人”栏目侧重于挖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及其诗歌，如第四期推出的贵州省安顺市诗人兰香草，第六期推出的安徽省蚌埠市诗人串珠，可以说，《一首诗》是他们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站，他们在《一首诗》上第一次发表，并从此走入诗坛。“一群人”力争用一种全新模式打破陈旧的诗坛“圈子”怪象，不同身份，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的诗人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群人”，如第二期“蒋氏诗人诗选”，第三期“杨氏诗人诗选”，第四期“中国当代白族诗人诗选”等。“一首诗”则对自然来稿进行精选，每人一首。“一首诗”栏目侧重于作者及作品的广度，“一个人”栏目侧重于作者及作品的深度，而“一群人”则两者兼并。

诗刊的取名曾经引人关注，有诗友认为，“一首诗”太过于简单、直白，而没有诗意。我却认为，“一首诗”好记，万事万物归一，诗歌亦然。诗人一生诗写，总有一首是最好的，一个时代诗写，总有一人是最好的……“一个人”是一首诗，“一群人”也是一首诗，“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有多少诗人，为了完成“一首诗”而穷尽一生啊！

诗人王彦明在翻看《一首诗》第二期时说：“一本新民刊，文本和创意是我关注的。一个姓氏的人，是否还可以接家谱溯源。一个人，是否可以也“一首诗”一下。能做，一个人，不容易。”

后来我发现，国内一些正规刊物还开设了“一首诗”“一首”“E首诗”等栏目，这些栏目也是“每人一首”，仅此，说明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

张志：听说《一首诗》首发诗歌有不少被《中国诗歌》《诗歌月刊》等大刊选用，请你具体介绍一下？

蒋能：《一首诗》首发诗歌2013-2016年连续四年入选《中国诗歌》（阎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民刊诗选专号。编辑对全国民刊使用首字笔画排序，《一首诗》居于首位，这对《一首诗》起到了一定宣传作用。《一首诗》第三期诗歌还入选《诗歌月刊》（2014年6月）全国诗歌民间社团专号，这是《诗歌月刊》十几年连续推出“全国诗歌民间社团专号”的最后一期，《一首诗》算是赶了趟末班车。以上部分是注明出处的转载或发表。

另一部分，《一首诗》首发（暂且说成首发，当然，《一首诗》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发表）之后，作者又向其他刊物投稿，这些诗歌散见于《诗刊》《星星》《作品》等杂志。《一首诗》首发诗歌还入选《2013年诗歌精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中国新诗年鉴》《中国诗歌排行榜》《新诗三百首》《中国年度最佳诗歌》《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30多种选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雪马的诗《我的祖国》，这首诗首发于《一首诗》第二期，后来此诗火得不得了，不断出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入选各种选本，成为了雪马的代表作品之一。

张志：别人做民刊要收钱，你做《一首诗》不仅不收钱，还要寄样刊，听说有时你还出钱为别人免费出书。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蒋能：“爱她，就要为她付出，于诗歌，人，都是一样。”“爱，就意味着责任。”这是我对一些朋友同一个问题的回答。

你说的“别人做民刊要收钱”这话不假，但我也见过很多做民刊不收钱的人，而且还倒贴大量资金进去，如广州诗人黄礼孩之于《诗歌与人》，大凉山诗人发星之于《独立》，等等，他们把诗歌当成终身的事业来做，他们是诗歌虔诚的信徒，他们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办刊敛财的事，在当下确实不少，不要说民刊了，我看到很多官方刊物，都在干这种事情。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等因素催生了大量诗歌作者，大批诗歌作品铺天盖地充斥于各种平台。有人抓住这种“商机”，创办刊物，为作者提供展示平台，从中赚取一些费用。这类杂志，多数为民间创办，甚至个人创办，他们一般会用一个“响亮”的刊名，邀请一些“名家”担任顾问，推出一些“名家名作”，在此看似“高大上”的办刊背景之下，由具体负责人操作收费发表、订刊发表，或者进行其他“文商交易”。参与作者多数为年轻人、初学者，或者有钱而又爱慕虚名的人，他们的作品急需要得到肯定而又无处发表，所以选择了这类刊物。随着作者队伍的成熟与流失，经济效益的失衡与断裂，这类刊物很难坚持下来，多数为昙花一现。我个人不支持，但也不反对这种做法。这类刊物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了作者，繁荣了创作，这是客观存在的。而一些官方刊物，受体制变革或经济利益驱动，到处拉赞助，搞活动，出专辑，甚至卖版面，这是刊物自身的堕落，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堕落。

“入选作者无稿酬，但均有样刊一份。”这是《一首诗》在每一次征稿启事中对作者的承诺，我认为，这也是对文字最基本、最起码的尊重。谢拒任何带有利益交换的赞助及发表，独立选编，唯质是举。杨克、于坚、潘洗尘、张绍明、周瑟瑟、李笠、李成恩等均投稿支持过《一首诗》，一些来自港、澳、台以及日本、韩国、美国的华语诗人也投稿支持，《一首诗》的内涵分量得到了充实，这是众诗人对《一首诗》的厚爱。向作者赠送样刊，这是《一首诗》坚持的原则，哪怕有时需要支付高额的国际快递费用。

《一首诗》“一个人”栏目侧重于挖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及其诗歌，当“一个人”栏目无法完全呈现一个诗人的写作状态及水平时，我会考虑为这位诗人单独出一本书。受助者基本条件大同小异，一般是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实际经济收入（至少比我还困难），写诗，而且读得过去，或者诗歌已经成为其自身精神支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一首诗》的公益出版有诗集《河床》（兰香草著）、《染指》（罗敏著）、《七秒钟的记忆》（庞芝珍著）、《内心的石头》（陈平著）四部。

我在编选“一个人”栏目时，习惯于穿透诗歌文本，洞察作者内心世界，比如，当我看到某人的诗歌弥漫着厌世情绪和死亡气息时，我会主动联系他，靠近他，帮助他。出书只是帮助他的方式之一，能够帮助他走出人生低谷，让其生命在阳光下歌唱……这，比我自己写出一首好诗，写出一百首好诗……还要重要。

“诗歌的良心，人文的关怀。”这是2014年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在深圳跳楼自杀后，我在一篇时评中的强烈呼吁，两年之后，悲剧发生到我们身边， 2016年9月，黔西95后残疾诗人凯歌悬树自杀，那时，我已经写不出任何文章了，只是在一个QQ群里向朋友们重新强调了一下我的观点。在此，我要再说一遍，“我还是呼吁，我们在读诗的时候，不要死死停留在文字上面，要读懂诗歌的精神，直至对作者、生活、社会的审视和关怀。”（《90后深圳诗人许立志之死：呼吁读者多点人文关怀》）

张志：据我了解，你的工资并不高，一家人主要靠你养活，你做《一首诗》，你的家人理解你吗？

蒋能：以前是非常不理解，而且强烈反对，现在是不反对，但也不支持。

我曾劝诫过我的家人，不要在这件事是为难我了。说粗浅一点，我和身边的人就是有一小点不同，我只是把别人逛街泡吧的时间用来读书，把别人用来打牌抽烟喝酒的钱另做他用。说深刻一点，诗歌让我在这人心浮躁的世界里清醒地活着。可以说，诗歌是我的一只爱犬，它对我永远忠诚。诗歌也是我的另一个孩子，我必须养活他。

张志：文人都有个“劣根性”：在追求文学艺术的路上跌宕疯狂。你坚持不懈地做《一首诗》与这个有关么？能不能给我们谈一下你的文学成长？

蒋能：我生活在农村，在农村长大，文人的劣根性我是没有发现，倒是发现农村人有一股犟性，我们常说某人“性子犟，能犟死一头牛”，也许这就是一种“劣根性”吧！

我读初二时就开始写诗了，毕业前，学校的文学社为我油印了第一本诗集《芨芨草》，高一时开始在《中学生日记》《中学生作文》《青苹果》等媒体上发表诗歌和散文，高二下学期自印诗集《苍凉的飞行》。我的高中课堂作文算是糟糕透了，语文老师找我谈过话，告诉我，我的文章不错，可以发表，但换成考试作文，是得不到高分的，之后，老师对我的作文从来不做批改，不写评语，这件事让我苦闷了很久。

真正的诗歌创作是从2003年开始的，2003年至2015年，我写了100余首诗歌，结集为诗集《错枝》（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8月），2014年至2015年底，我主要创作100余首“大坪箐”系列诗歌，结集为诗集《大坪箐》（北京日报出版社，2015年12月），2016年，我又出版了诗集《花们》（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

追求诗歌的历程，真是一路跌宕，一路碰壁，一路冷嘲热讽，一路茹苦含辛。学生时代，我因为偷偷干这“不务正业”的事，有一次被家人发现后，诗稿被全部燃光。我在东莞打工期间，有一位老板知道我会“写东西”，害怕我暴露他们工厂黑幕，就叫手下人编造了一个“正当理由”，把我开除了工厂。然而，更多的困惑来于整个社会，在众人面前，如果你说自己是诗人，大家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可以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诗人”是一个贬义词，代表着穷酸，没有出息。

感谢为我设置障碍的人，感谢他们的冷眼，让我的路走得如此坚定。

我认为，一个人要成就一件事情，如果不经历冷眼，讽刺，困难，挫折，失败，打击，痛苦，是很难成功的，即使完成了，多半也没有多大意义。

“一个农村人，当他真正想做一件事时，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他前进的步伐，没有他完不成的事情。”这是作家卞太在《花香的尘世》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我想，这就是农村人有犟性吧，也算是一种“劣根性”。

张志：在贵州文化圈子里，大家都知道你是个热心肠的人，请问你参与做了哪些文化活动，正在或者打算做哪些有关文化的事情？

蒋能：2011年8月至12月，我以《纳雍诗人档案》为题，对纳雍当代33名诗人的创作简历进行集中梳理。2013年1月，编选《贵州诗人博客大全》；5月，在义乌打工期间，参与策划并组织“义乌市首届外来作者文学交流活动”；8月，参与评选首届“天朝上品”全国诗歌大赛；9月，创办《纳雍诗人》报；11月，《一首诗》与《贵州民族报》联合举办“兴文杯”全国诗歌大赛；12月，参加策划并组织实施首届贵州诗歌节系列活动。2014年7月，参与《中国诗歌地理·〇〇后九人诗选》编辑工作；8月，参与编写纳雍县第一中学校本教材《纳雍诗文阅读与赏析》。贵州省诗人协会2013年成立以来，因为职务原因，协会大大小小的学术交流、作品研讨、采风活动，我都会参与其中。

我是在2016年初从贵阳回到纳雍的，到纳雍后，我一直思考“诗乡纳雍”这个词。2017年2月，民间发起的“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新年诗会算是一次试水，4月，由县委、政府主办的“鸽子花城·诗乡纳雍”2017年笔会则把“诗乡纳雍”推进新的里程。下一步，纳雍的诗歌文化将何去何从，官方有何新的打算，新的动作，我们无法预判。但对我个人而言，只要我还留在纳雍，我都会往这个方面做一些所能及的有意义的事情。

张志：你对自己将来有什么打算？

蒋能：我从来不敢对自己的将来做出任何计划。我长年的打工生活告诉我，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我就是一个浪子，居无定所，今天我还在这里，不知明天会不会还在这儿。说得沉重一点，我而立之年已过，却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众人关心的房子、车子、养老等重大人生问题。我只专注于当下，正拖动着满载“柴米油盐”的马车。

张志：你对诗歌或《一首诗》将来有什么打算？

蒋能：诗歌是我的一只爱犬，它对我永远忠诚。诗歌也是我的另一个孩子，我必须养活他。

——选自《觉醒与回声：纳雍诗人访谈录》（蒋能著，团结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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